
韩国舆论指出,“人口悬崖”——即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同时出现造成的社会问题,正在蔓延至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人口学教授赵英泰认为,韩国最早的“低出生率一代”生于2002年,现在读高一。因此从2021年开始,最晚到2023年,大学将开始出现明显生源数下降。赵英泰认为,学生数急剧减少将影响学校总体收入,使其面临财政困难。
因此,与货币基金不同的是,权益类基金的资产规模也随之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年初,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资产规模分别为8245亿元和13604亿元,而截止8月末,两类基金的资产规模分别增长到11069亿元和16940亿元,增幅达到34.25%和24.52%。
但目前还是自上而下确定发债指标,地方政府无权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财力自主决定发债规模,这是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幅增加的体制土壤。对此,杨伟民指出,“应该赋予城市政府发行法定债务的自主权,上级部门的任务是进行规范,让发债行为更加透明,让市场决定城市债务风险和收益。”
参会企业充分肯定医保局成立以来制定的政策和一系列改革举措,就完善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等政策展开热烈讨论。参会企业建议进一步突出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建立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并就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但就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而言,有两点需要注意:(1)安倍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是个案合作,而不是全方位合作。个案合作就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合作,日方会着重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些项目与中国开展合作。中日就“一带一路”开展合作还未上升到金融合作和战略规划合作的层次。(2)日方对中日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曾提出过条件。去年6月,安倍在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上就“一带一路”合作的条件他阐述如下:“重要的是要建设万人皆可使用、开放的基础设施,同时资金筹措机制必须是透明、公正的。其次,我认为项目应具有经济效益,通过贷款开展建设的国家,必须具备偿债能力,国家财政的健全性不会因债务受到损害。”今年5月李克强访日时,对于“一带一路”安倍又表示:“在确保开发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的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可以针对每个项目研究可行性。”
此外,上交所还重点关注2018年有所抬头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行为,对可能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其他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深挖细究,并在核清事实的基础上,要求公司及相关股东限期整改,未能按期解决的,依法依规对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即ST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