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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受益于货币宽松，房企境内外融资频繁，发债规模、信托融资均创新高。根据世联行统计，上半年内地房企境内外合计发债规模为6264亿元，同比增长41%；境内发行3753亿元，占比60%，境外发债2511亿。其中，内地民营房企境内外合计发债规模为3685亿元，同比增长45%；境内发行1459亿元，同比增长47%，占比40%，境外债发行占比更大。

冯忠华、蔡昉等委员则关注到了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当前地方政府还存在冲动，还在沿着既有的粗放的发展方式，继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很多城市还在无序的扩张，还在靠投资拉动、靠招商引资来推动城市的发展，这无形当中既造成了债务的增加，也影响了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的效率，一方面城市大量的低效用地没有有效开发利用，一方面又不断的扩摊子，造成大量的基础建设上的债务”，冯忠华分析说，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的管控，地方又在采取各种方式变相举债，有些没有纳入到地方隐性债务的统计范畴。

滞胀指经济停滞，失业及通货膨胀持续高涨。2000年以来，我国尚未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滞胀，仅在2007年和2010年出现过“经济增速下行+通胀上行”的“类滞胀”情景。美国则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于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了两轮明显的“滞胀”。同样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轮明显的“滞胀”，随后进入了漫长的通缩期。

从空间布局看，如今中国自贸试验区分布更加均匀，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东北大地到西南边陲，开放模式走向全方位；从目标定位看，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作用更加明确，成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的着力点，亦是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支撑点。

翁孟勇认为，“隐性债务的根子都姓‘公’，都是政府这只无形之手推波助澜。当然，引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也包括跟我们的整个制度建设、相关的改革没有到位有关系。怎么把后门关住，开好前门，这个问题不能疏忽了。我个人认为，隐性债务的底数是可以摸清的，也必须应该摸清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下决心”。

（三）围绕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困难或者国际金融负面的冲击，我们要多留一些货币政策工具空间，这个思考居安思危、留有余地，很重要，也很正确。目前，很多中小企业已经比较困难了，这个政策空间是可以及时用起来的了。事实上，我们中国的金融存款贷款利差是很高的。我们的金融GDP占全部GDP的5%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多出来的2-3个点，相当于2-3万亿，如果返还给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会更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每年1万亿、2万亿，应该说把这个工具用的比较足够了。下一步，如果金融业降一个点，国民经济中各类企业就减少1万多亿元的成本。这是可以做到的。